唯有出版让历史成为历史:对台湾人文社科出版的思考(上)

唯有出版让历史成为历史。

这句话的原版是「唯有印刷出版让人成为作者」,是 1690 年法人弗尔提耶(Antoine Furetiére)在《通用字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里对作者的定义,何以要改装这句话,用在台湾史或人文社科的出版上?

空白、断裂、摸索,所以沉默。因为政治使某些历史不存在,使台湾人或许更能理解历史的深意。历史不是已经存在的,历史有时是经过抵抗才会存在,也就是人的意志的介入,它才会出现。《无法送达的遗书》收录的九个抗争者书信就是如此。它们在戒严时期是属于国家的,如果没有经过家属争取,就算过渡到解严后的民主时代它还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家族,亦不属于这个社会。透过归还,透过出版,它们才终获解放,开始对后人有了意义,成为社会的遗产(legacy)。

所以做为编辑与出版的实践,台湾史有其抵抗的本质,抵抗历史对我们保持沉默与被掩盖的任何可能,但还有第二层次的抵抗,就是抵抗书籍市场既有的商业资本逻辑,任何因视其为小众而被搁置、压缩、移换、荒废的可能。所以,阅读台湾史的读者也正在实践,阅读将使他收到一份抵抗的邀请。

但要深刻思考台湾历史出版或甚至知识出版的现象与问题,必须回到出版史的发展脉络。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书籍形式与书市,基本上自十八世纪开始成形,到现在已是漫长三百多年的历史,包括作家、印刷、版权、图书贩售等的成熟,大致底定了如今的阅读市场构成。因此,这个行业的内容生产者、编辑者、印刷者与销售者,甚至读者,我们彼此之间的关係,其实已是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纠葛。

因此在谈论台湾的人文社科出版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脉络的交集,一个是整体的书籍史,尤其是西方,因为目前出版的基础结构与经济模式是从西方而来,比如编辑、译者与作家可以是一种职业,不同于中国文人或官员为了教育、典藏或理想,兼做出版的情况,另一条就是台湾自己的出版史脉络,这又会涉及与反映台湾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构的特殊性。

如今的书市以小众、分众、大众等概念描述市场,但回顾人类传播的历史,基本上是迈向知识不断解放与民主化的过程,也就是知识愈来愈能被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与不同阶级的人所共享。这牵涉到三个历史上的演变。

知识要能保存,才能流通,文字的储存使知识的流通力更强,但人类进入文字书写时代,当时的哲学家如柏拉图非常感伤,认为一切皆能书写下来时,人们将「开始遗忘,因为他们将不再锻鍊记忆」,事实上到如今,我们确实仍旧处在主要以视觉阅读的方式。因此如今有人哀伤文字的退位,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很有趣的悖论——文字(如果)消逝,到底是再进展还是返祖的倒退?

印刷从十四、十五世纪之交(古腾堡印刷术改良)到现在,发展的历史更为漫长。印刷使知识流通的幅度更高,其数量逐渐使书籍有经济规模足以成为产业。手抄本与印刷之间的竞争,当时甚至有印刷的汙名的说法,正如有人拒绝进入文字时代一样,也会有人拒绝进入印刷时代。(所以当代亦会有人拒绝进入电子书时代。从流通力来说,电子书亦是一种出版,因为它企图面向的也是超越时空的读者。)

手抄本代表高贵、限量的知识,只在贵族与宫廷之内流通,作家是一种业余,不是营生。如此来看待印刷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使图书可以成为产业,也促使作者与版权的出现。

关于作者的诞生,傅柯曾在〈何谓作者?〉(Qu’est-ce qu’un auteur ?)一文中,提到一个非常讽刺的历史概念,就是受罚的使用。换言之,是为了思想控制(印刷流通的动力带来的威胁),所以要写上作者的名字,以知道要惩罚何人。傅柯也注意到,过往特别是文学作品往往作者不知其为何人,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开始要求要印上作者名字,如英国 1642 年在内战过后,要求要有作者名字以确定何为非法着作。

但推动历史的因素除了受罚,还有一种动力是商业利益的面向。现在英文讲的册(copy)、刷次(printing),都是从印刷的概念而来。在英国,以前只要印刷商去登记都可以印书,后来书商或印刷商以他们得到作者授权为宣称,因此可以有印製的永久权,这也是作者版权的开始。后来为了解决伦敦书商与苏格兰书商的抢书大战,1709 年制定了版权法案,确定作者在法律上的地位。不过着作到底是习惯法上的财产,还是有年限的专利权始终争辩不休,目前如美国是以作者死后七十年才进入公版领域为标準。

版权的确立也奠定之后国际版权市场的基础,台湾相对晚近发展出成熟的书籍市场,可说一诞生就受到这个市场运作的影响。

因为政权转换导致语言的转换,台湾出版的发展呈现断裂的情形,书写者从日治时期进入国民政府时期,面临从日文到中文的转换困难,许多知识分子虽还是能用中文书写并出版书籍,但语言出现一种混合、不流畅的状态,如张超英的父亲张秀哲 1947 年出版的《勿忘台湾落花梦》就有这个问题。随后,因 1949 年 5 月 20 日戒严令的实施,台湾进入长达三十八年以上的戒严状态,不论是报章杂誌与出版品都受到或紧或鬆的控制审查,要直到 1987 年才结束国家控制,可以说初步自由出版市场的形成,是要到 1987 年之后了,且很快的,受到美国智慧财产权制裁的压力,1994 年有所谓的「六一二大限」,在该年 6 月 12 日之后,所有没有版权的书都不能再流通贩售,从此,台湾正式被纳入国际版权交易的市场,台湾出版社跟着三月伦敦书展(2007 年后改成四月)、五月底六月初的美国书展、十月法兰克福书展,甚至七月东京书展等节气而进行。

运作成熟的国际版权市场,刚好补上台湾出版市场发展的需要,台湾图书市场进入迅速发展的十年。1996 年博客来网路书店正式营运,2000 年推出超商取货,主流书店开始新书全面七九折,2004 年达文西密码出版,接连几年出现许多翻转市场的翻译文学畅销书,2005 年诚品也开始公布畅销排行榜,除了官方新闻局每两年的出版产业调查,诚品则于 2003 年推出《诚品报告》,为市场的正确统计资料跨出一步。从《诚品报告》的估算,2003 年在诚品销售前五大出版社,翻译书的占比最低是 45.02%,最高为 64.64%,平均已超过五成。在国家图书馆的统计报告中,从 2011 到 2014 年,以申请 ISBN 并出版的书种,翻译书占比从 20.88% 逐步上升到 22.52%,此占比看来不高是因为国图将个人出版、教科书、漫画与政府出版品纳进统计,因此全年的书种都是超过四万种以上,但一般流通在店销市场的书其实只有一半,因此可推测,翻译书占比在店销市场一直稳定约占五成左右(这些翻译书应多是引进商业市场)。以数量来看可能更清楚,2011 年翻译书为 8,833 种,到 2014 年是 9,366 种,在整体书种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翻译书却一直有实质成长。从畅销排行榜更可见翻译书的势力,前文化部长龙应台就曾以台湾主流书店畅销排行榜八成为翻译书为隐忧。

身为 2002 年后进入出版业的编辑,我几乎同时置身这些现象的荣景,以及后来迅速产生的后座力。这些也都同时作用在所有出版工作者身上。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Biblioteca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y Ciencias del Trabajo

《无法送达的遗书》